中国商学院求变

　　■编前语

　　中国的商学院最近有点尴尬。

　因为商学院贬值的传言一度甚嚣尘上，不少人质疑投入大量的精力、花费不菲的学费，甚至放弃现有的工作去接受商学院的教育到底值不值？这种质疑可以直接从市场上体现出来：报考MBA的人数从2002年的最高点5.02万人一路下滑到2004年的3.58万人，2005年报考人数虽然有所回升，但是并不足以让商学院释怀。很多二线商学院还是出现招不够学生的情况。

　　当然，从生命周期的角度说，同样具有固定生命周期的商学院出现这种境况也很正常。随着环境与市场的推进，商学院随之不断演化。在迈向新的生命阶段时，商学院必然面临某种阵痛。此时，商学院需通过程序的制定以及有效的决策来克服难关，促成转型的成功。

　　业内人士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1997年，是商学院初入中国的第一阶段，亦可称之为探索阶段。在这个阶段，一些高等院校都在探索怎样建设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应全球化、市场化需要的商学院。MBA教育正是在这个阶段现身中国的。

　　从1998年到2003年的第二阶段是商学院发展的一个高潮。经过前期的探索，从1998年以后，各个商学院都具有了一定规模，社会上对商学院及其培养的MBA也逐渐认可，同时对MBA的质量要求不断提高，因此社会上出现了MBA热。

　　当市场缺口引发了国内商学院创建的热潮时，刚刚尝到甜头的商学院很快尝到自己酿的苦果。从2004年开始至今，越来越多的商学院不得不承认，他们已经踏上了第三阶段的路程。此时，商学院大旗下的MBA、EMBA等舶来词已经被揭开神秘的面纱，人们对商学院有了一定认知，对MBA／EMBA的心态也日趋成熟，开始对教学内容评头品足，认为必须针对不同的对象与需求，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培养等等。而当越来越多的MBA进入市场竞争时，人们开始关注商学院的品牌！

　　正如我们采访过的一位EMBA项目负责人所言，随着国内商学院市场越来越多，作为教育领域的高端部分，商学院品牌的重要性也就因此凸显。同时，各商学院之间的差异化优势也成为大家的关注所在：哪一家在战略管理和通用管理上实力最为雄厚？哪一家在金融领域师资最强？哪家在营销管理方面最为领先？哪家则把创业管理和技术管理作为打造的特色？

　　无疑，这些都是国内商学院在第三阶段必须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报记者黄小伟朱军

　　在巨大的市场面前，中国的商学院有着不断膨胀的野心：就是给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提供越来越多的管理精英。然而，不论是出于市场竞争的升级需求，抑或是市场走向国际化的必然驱动，当众多因素糅合在一起更大程度地刺激了人们的需求时，立足于这块交织着各种欲望的土壤上的商学院，无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清楚自己情感与欲望的方向。

　　31岁的胡彦明显然是一个喜欢改变的男人。1年前，他放弃在雀巢公司销售主任的职位，选择成为中国一家著名商学院的学生。在持续一年多的学习后，他得已进入啤酒巨头安海斯—布希公司实习，而事实上，他有很大的可能获得这家公司提供的职位，这个职位所提供的机会和薪水让他感觉所有付出物有所值———虽然他花费了2年的学习时间和10万元的学费支出。

　　“我得到的还不仅仅是这些，”他说，“MBA教育无疑是一个增值的过程。”

　　和胡彦明一样，他的40多位同班同学大都是大学毕业6年以上，在以前的公司里开始进入管理层，但是他们知道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他们选择在成为更高级的管理者之前，先拥有MBA学位。

　　而另一方面，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让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选用中国本地人才出任管理职位，据北京人力资源顾问公司太和顾问统计，如今外国公司高层管理职位约70％由中国人担任。另外还有更多中国本土企业，他们急速的扩张计划也需要大量的经过专业训练的管理者。

　　据麦肯锡公司预计，从总体来看，到2010年中国对具有国际背景的高级经理的需求将达到7.5万人，这比中国目前拥有的高级经理人数足足多了7万有余。“具有大量国际视野的MBA毕业生是这些企业的目标。”北大国际MBA美方院长杨壮说。

　　“中国企业最缺少具有全球化视野的管理者，商学院就是要培养国际上能参与竞争的企业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张维炯教授说。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面临发展拐点，同样，这个拐点也出现在有15年历史的中国商学院身上。

　　“追欧赶美”

　　在MBA教育的发源地美国，MBA项目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才由一个二流的学位成长为一种学术荣誉的象征。在短短的15年时间里，中国商学院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完成了美国商学院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当然，这是很大程度上照搬了美国成熟的模式——师资力量、课程安排甚至教材都惊人的相似。

　　“根本原因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企业对管理人才的需求激增。”杨壮分析说。

　　长江商学院对其2004级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发现，超过120家公司通过长江MBA职业发展中心在长江商学院进行招聘。在48名毕业生中，73％在2005年12月1日前得到第一份工作要约，54％的学员在12月1日前公司雇主签约(在12个月MBA课程结束前)。而且毕业生的平均工资比他们上学前平均提高了115％。

　　到2006年4月，全国累计招收MBA学生12.3万人。但是这与维持中国经济奇迹所需要的人才需求相比，仍旧杯水车薪。“中国有2000万企业，如果每个企业只需要有一个MBA或者EMBA，那需求都是惊人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陆雄文院长如是展望未来的市场。

　　与MBA增长亦步亦趋的是EMBA教育和EDP(高层管理者培训与发展中心)培训。

　　2002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中国30所大学正式推出了EMBA课程，但与60年前在西方开始的EMBA不同，在西方主要培养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的EMBA，在中国直接面对的是企业的最高决策层。在清华经管学院的EMBA学生构成中，公司副总以上职位的占84％，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占到了58％。而其他商学院也大多如此。

　　比MBA更昂贵的学费并没有阻止那些企业决策者的热情，清华只好将录取比例从2002年的1∶2减少到1∶4，北大光华也从1∶3降到1∶4。

　　“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游戏规则。”正在就读某高校EMBA教育的东北虎集团董事长张志峰说。他每个月都从世界各地飞到北京，参加每月4天的学习。而到2006年4月，全国也只有1.2万个张志峰出现在EMBA课堂上，这个人数与中国庞大的企业家群体相比，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而给高层管理者提供短期培训的EDP市场的增长水平也惊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EDP市场总值已突破3亿美元。就数量比较而言，部分中国EDP教育提供机构已在12年中完成“追欧赶美”：1994年中欧启动第一个EDP项目时学员数是刚过200，而2005年度，学员总数已超越8000，跻身世界规模最大的EDP“供应商”之列。

　　“但是办学规模与教学质量的平衡、商学院培养的人才与企业需求的差距，却

　　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杨壮说。

　　“拿来主义”之辩

　　虽然要交纳10余万元的学费，但是胡彦明还必须跨越高高的门槛———通过国外工商管理硕士MBA入学考试(GMAT)，经过两名教授的共同面试，以便对其素质进行全面评估。入学后，教学语言是英文。

　　“我们从课程上一开始就完全国际化。”杨壮说。这是从1991年以来，中国商学院的例行做法，他们更愿意从国外商学院汲取经验，从教学的方式、案例的选择上，与美国的商学院课堂别无二致。

　　“刚开始我们必须引进，这本来就是引进的教育模式。”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仝允桓如是说。

　　但是，快速的发展后，一些从未予以足够关注的问题逐渐被暴露出来。首先是师资，就像中国几乎鲜有受过学术训练的高级经理人一样，在商学院，同样缺少受过西方培训的学术界人士，即那些能教授西方经济学、战略或领导能力课程内容的人，以及那些能用西方授课方式如案例教学法讲课的人。

　　胡彦明有时感到不能理解。“在市场营销学的课程上，一位美国教授用三个小时专门讲美国商业的规范和道德，脱离了中国的现实。”胡彦明说，“大家对这门课的期待是更多地学习到具体的市场营销方法。”

　　胡彦明还是比较喜欢那些有海外背景的中国教授的授课方式。“他们既讲国际规则，又涉及中国本土现实。他们会告诉你创业中如何和国际创业基金谈判，也会告诉你如何学会与工商、税务打交道。”

　　每一所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商学院都清楚问题所在，它们大多形成了一套三管齐下的方法，试图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把那些在海外教学的中国教授们吸引回来，或招募在欧美获得博士学位的新师资力量；其次是把现有的师资人员送往一些国外商学院接受培训，尤其是北美的商学院；第三是吸引欧美顶级教授作为访问教授来讲授课程，并向他们学习。

　　但是好像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在英国《金融时报》对商学院的评比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连续5年位居全球一流商学院的前50名之列，目前师资教授中，中国的占1／3，欧洲的占1／3，北美的占1／3，在国际化道路上一路领先的中欧却仍然深受教师资源的困扰。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现在最头疼的问题也是教师资源，他计划他们今年的教授应该有35名以上，但是事实上只有20多名。“没有研究的商学院是没有灵魂的，评价一个商学院最关键的指标是它的教授队伍。”他说。

　　复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教授，目睹国内商学院的发展里程，对此感喟尤深，“如果说在创办初期，许多商学院尚可以通过半路出家的老师打天下，今天已绝无可能。师资作为提供管理产品的主要力量，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教育品牌的成败。”

　　与此同时，案例大都来自西方企业的情况也开始转变。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李新春院长认为，立足本土是中国MBA教育未来需要努力改进的一个方向，这一观点已在各商学院发展中得到肯定。现在长江商学院的教学案例有50％以上都是中国本土企业的案例。在中欧国际商学院的计划中，致力于多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建设，进行深入的中国案例的研究也成为发展的重心。

　　硬化中国学生的软肋

　　杨壮在研究北大国际MBA学员的毕业流向时，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绝大多数毕业生前往知名跨国公司就职，但是创业者却很少，只占到整个毕业人数的5％。“他们打破既有格局的魄力不够。”杨壮说。

　　他试图要改变这种格局：一是加强他们的领导力，二是增强他们的创新精神。”

　　对于前者，他采取的措施是把学生带到美国西点军校接受拓展训练，同时邀请很多知名企业家、优秀客座教授“传经布道”———讲的不是企业管理之道，而是人生感悟。

　　对于领导力的培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企业管理者社会责任感的培训。“培养他们的能力、品格和实践能力，尤其强调人文教育。”

　　另一方面，培养创新精神的途径是让学生参与到国际交流中。中国各个顶尖商学院开始参与招生的全球化竞争。目前在中欧国际商学院中，国际学生占了MBA学员数量的1／3强，在北大国际的MBA学员中，现有20％的国外学员，杨壮的目标是提升到50％，而长江商学院也会在数年里，把这个数字提高到50％。

　　期待“懂中国”的商学院

　　在经过十几年的模仿之后，中国的商学院开始寻找自己与国外商学院的差异化优势。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因脱胎于早期中国和欧洲共同体的管理培训项目，定位一直很明确，就是彻底的国际化。即便如此，他们也深知，没有中国的国际化不是真正的国际化，在中欧的计划中，正致力于多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建设，进行深入的中国案例的研究。

　　在长江商学院创办之初，项兵专门考察了国外商学院，他发现在MBA教育发源地的美国商学院教育主要集中于对类似美国等成熟市场的研究，以及在这个市场中的企业的竞争合作关系，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市场研究不多。而亚洲其他地区的商学院又缺乏足够的世界级教授队伍和资金的支持。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项兵说。他把长江商学院定位于致力研究中国等新兴市场以及在此市场中出现的跨国公司、国企、民企的竞争合作关系。他采取的措施就是招聘一批高素质的教授队伍，而且基本上都是华人教授，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他们对于本土企业的研究。现在长江对于中日、中韩、中印的研究项目正在进行。“我们要变成懂中国的顶尖商学院。”项兵说。

　　当然，对于现有96所商学院来说，不可能都成为顶尖商学院。“如同生产汽车，有的造奔驰，有的生产面包车。中国商学院竞争格局也将是各取所需。”项兵说。

　　杨壮认同这样的说法，但强调中国的商学院“必须有一个规范，要制订好学校与坏学校的标准”。目前国际上已有北美地区的国际商学院促进协会(AACSB)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fmd)，他们已确立了各自的管理教育认证体系和认证制度。“这就需要中国也有一个商学院的认证体系。”杨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