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超越中西的管理大道（二）

　　李嘉诚还是一个高超的情境领导者。在李嘉诚的领导艺术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中国式管理所鼓吹的单一的“无为型”领导风格，而是各种领导风格的糅合。

　　李嘉诚把权威型、关系型、民主型、示范型、授权型等领导风格有机地糅合在一起，针对不同的员工、不同的情境采取不同的领导风格。

　　例如李嘉诚公司所有决策制定前都会开会研究，用数据说话。在决策之前，李嘉诚一定仔细研究员工们的建议，当下属提出有用的建议时，他也会很快接纳。这是典型的民主型领导风格。

　　在李嘉诚的公司，人员的变动是比较少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员工都愿意为公司奋斗终生。李嘉诚公司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凝聚力，与他充分利用个人人格魅力有直接的关系。李嘉诚麾下的著名经理人袁天凡曾公开表示，“如果不是李氏父子，我不会为香港任何一个家族财团做。”同样，和记黄埔的董事总经理霍建宁也是因为李嘉诚独特的人格魅力才愿意长期留在和黄工作。这些都是李嘉诚充分运用权威型领导风格的结果。

　　在北京东方广场工程建设期间，李嘉诚甚至对每一块建材的选择都要过问，表现出明显的示范型领导风格。因为，这个项目是在中国开工的最大项目，意义非同寻常。而在其他国家，比东方广场规模更大的项目，他都全部放权，任何事情都不过问，体现出典型的授权型领导风格。

　　李嘉诚领导风格的糅合性，表明他对领导科学与艺术具有非凡的把握。李嘉诚的领导风格，完全颠覆了中国式管理对于领导艺术的非科学设想。

李嘉诚是中国式管理的颠覆者

　　李嘉诚绝不是唯东方文化论者，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而西方文化也不全都是不好的。那种认为李嘉诚的成功之道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加西方科技的中国式管理偏见，是李嘉诚一直明确反对的。用“商者无域，相融共生”来描述李嘉诚的经营管理之道，是再恰当不过了。

　　确实，李嘉诚曾经说过，“以外国人的管理方式，加上中国人的管理哲学，以及保存员工的干劲及热诚，我相信无往而不利。”

　　但李嘉诚所说的“外国人的管理方式”当然包含“外国人的管理哲学”。任何管理方式都是管理哲学的反映。李嘉诚并没有独尊中国哲学。

　　比如，在对比范蠡与富兰克林的思想境界时，李嘉诚就曾经指出，富兰克林要高于范蠡。他说范蠡的功成身退是为了个人的“虚妄”，富兰克林在美国独立成功后，“让位”给华盛顿，从另一方面协助建立美国体制，是真智慧、真伟大。因此，富兰克林的人生境界高于范蠡。而富兰克林的思想境界，无疑是建立在西方哲学（或信仰）的基础上的。这难道不是表明，西方哲学也有高于中国哲学之处吗？

　　同样，我们从华盛顿辉煌的一生中也能看到不逊于富兰克林的伟大情操。华盛顿那种为祖国民族利益而鞠躬尽瘁却丝毫不为权力所动的思想境界，在中国，也许只有在尧舜禹之先贤时代和孙中山等少数政治家身上才能见到。而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中，我们所最熟识的，恐怕不是秦始皇式对权力的变态追求，就是范蠡、陶渊明式的“虚妄”隐遁了。

　　而在李嘉诚的管理哲学中，显然是糅合了中西哲学最优秀的元素。在李嘉诚的管理实践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儒家宽厚为怀的“仁爱”思想，也能看到西方的民主与自由。李嘉诚在管理中所实践的文化，无疑是一种代表香港文化的新文化。这种建立在中西糅合基础之上的混沌管理，如果贴上中国式管理的标签，实在有悖于李嘉诚管理之道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