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魁：定义中国范式
显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有着非常独特的轨迹和非常独特的举措。不过，如何概括和分析这种独特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存在巨大分歧。J. C. Ramo在其传播甚广的《北京共识》一文中，就称中国的改革颠覆了私有化等经典改革方式。但国际著名经济学家S.Yusuf、K.Nabeshima、D.Perkins等人在其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专著中却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小型国有企业出现了大量的私有化趋势。我们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独特性，远比是否实行了私有化要丰富。中国经过长达三十年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独特范式。我们从如下几个方面定义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国范式。
首先，改革长期遵循实用主义思维，并且在很长时间里刻意回避所有权改革和激进的控制权改革。放权让利的最初成就使很多人相信，中国人有着杰出的智慧，可以以激进的控制权改革来替代所有权改革。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早期放权让利、经济责任制、承包制和租赁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几个阶段之后，才进入到大规模的、得到官方认可和指导的所有权改革阶段，尽管这种所有权改革与其他转轨国家明确的、有计划的私有化目标有着重大区别。长时期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以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而并不是要建立某种最终目标模式。实用主义思维使得每个阶段的改革都显得有成效，因为它能对症下药地解决当时火烧眉毛的实际问题，特别是早期放权让利促进了国有企业产出和职工收入的增加。在中国，产出增加和收入上升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发展”，也就是说，改革一定要促进发展，否则改革没有意义。很难想像，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那种导致产出剧降、收入锐减的改革能够在中国得到推行。不过，实用主义的另一个名字是机会主义，它过于局限于当前困局而顾不上根除国有企业的深层弊病，因而每一阶段的改革都带来后遗症并需要新一轮改革来应付。
其次，长时间的激进控制权改革自发地走向长时间的渐进所有权改革，使所有权改革形成严重的路径依赖特性，导致国有企业从内部人控制转为大规模的内部人持股。渐进所有权改革是在激进控制权改革赋予内部人强势地位的基础上进行的，使得所有权改革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在所有权改革中，特别是小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革中，内部人的优势地位甚至主导地位导致了大规模的内部人持股。当然，这种情况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中轻微一些。虽然匈牙利和波兰、俄罗斯等国家也有过将国有企业出售给内部人的做法，但中国国有企业所有权改革中的内部人主导更加强烈和持久。内部人主导的所有权改革在中国一直存在巨大争议，许多人认为管理层收购和职工持股有悖于公平性，操作过程也缺乏透明度，腐败行为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在实际当中也时有发生。不过，在路径依赖的大环境中，许多管理层收购产生了良好效果，经营机制实现了根本转换，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因此，在这种大环境中，管理层收购未必合理，但未必不合适。
再其次，所有权改革具有渐进性，并且与企业重组交互进行。渐进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所有权改革从最基层和最小的国有企业依次向更高层和更大的企业推进。第二，民营化从面向内部人逐渐面向外部投资者。第三，许多企业的所有权改革并不是一次性整体出售，而是通过股权多元化来降低国有股比例、形成混合所有制格局，以及通过第二次、第三次改制不断降低国有股比重，一些企业完全实行了非国有化，但相当多的企业至今仍然保持了国有控股。第四，一些规模较大、地位较重要的国有企业仍然维持国有全资或国有控股，但它们通过分拆改制、合资和上市方式实行迂回的部分民营化，并以母公司资产不断装入子公司的方式加深民营化程度。第五，大部分改制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和股权多元化状态能保持相当长时间，但股权结构具有动态性。与其他转轨国家和英、法等国家实行所有权改革之后出现的混合所有制相比，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更加普遍。更重要的是，政府并没有明确的逐渐减少国有股、不断向民间释出国有股的计划。相反，长时间保持混合所有的状态是政府一项明确战略。当然，混合所有制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的股权结构，总的趋势是国有股比例逐步下降。同时，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革与重组往往是交互进行的，这在1993年之后的十年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借助非国有企业崛起带来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同时充分利用非国有企业崛起给国有企业所有权改革和重组提供的缓冲作用，也是中国范式的重要内容之一。非国有企业的崛起对国有企业提供了示范，使国有企业自身和政府逐渐认识到：原来企业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可以这样安排！特别是乡镇企业的示范效应更直接。非国有企业的崛起也将国有企业逼到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和买方市场，对政府和国有企业自身都形成了巨大的改革压力。非国有企业的崛起给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革和重组也提供了强大的缓冲作用。在1998年到2003年这几年里，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重组和所有权改革，许多下岗职工被非国有部门所吸纳，极大地减轻了社会震荡。非国有企业发展所产生的税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有企业重组带来的财政损失。这些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所没有的。
我们还可以从改革成本的角度来定义中国范式。激进的控制权改革和渐进的所有权改革导致了巨大的企业改革成本。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成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组成本，即减轻企业包袱和债务负担的成本；二是民营化成本，即实行民营化必须要由国家支付的费用，尽管这两类成本有时难以准确区分。从1994年实行优化资本结构开始，国家就不断地为国有企业支付重组成本。根据有关资料，国家用于冲销银行呆坏账准备金的规模1996年为200亿元，1997年达到300亿元；1997年实行政策性破产关闭的国有企业为675户、被兼并的1022户、实现减员增效的789户，国家支付费用数百亿元。在1998年到2000年三年扭亏脱困期间，国家共核销国有银行呆坏账准备金1261亿元 实施债转股4050亿元，剥离国有银行主要由国有企业呆坏账造成的不良资产13000亿元并由国家出资按原值收购，采取优先上市政策使307家国有企业在境内筹资2723亿元人民币、22家国有企业境外筹资267亿美元，支付了至少数百亿元的资金实现下岗分流职工2100万人。这些都属于重组成本。民营化成本主要是民营化过程中的职工安置费用，包括转换身份的经济补偿金、社保并轨费用和一些附加费用等。民营化涉及的职工人数众多，所以这会是一笔很大的费用。尽管其他转轨和非转轨国家在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时，也会发生一些成本，但中国的成本构成远比其他国家复杂，而且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时间拖延之长极大地增加了成本。国家是否有能力和愿意支付成本，是否深切意识到拖延时间将导致更高成本，将对所有权改革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中国范式？如何评价这种范式？这种范式将如何演变？
首先，让我们来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范式。中国启动国有企业改革的直接目的是提高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以解决当时的商品短缺问题，从而奠定了实用主义的改革思维，所以早期的放权让利显然是合理选择。不过，控制权改革为何延续这么长时间？而所有权改革为何又如此渐进和摇摆？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意识形态因素、实用主义思维的固定化，以及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过分谨慎，是促使中国范式形成的最重要因素。意识形态因素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实用主义思维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邓小平本人正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实用主义思维有很大优点，但其在改革初期的显著效果却使这种思维固定化了。我们已经指出，实用主义其实就是机会主义，它意味着一种得过且过的政策导向。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过分谨慎，贯穿着中国经济转轨的全部进程。中国是一个欠发达国家，需要的是确定能够促进发展、消除贫穷的改革。私有化能够确切地、立竿见影地促进企业发展吗？答案并不总是肯定的。实际情况可能令人尴尬，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激进私有化改革之后，无不经历了长达数年的转轨衰退。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相反，中国更喜欢在推出某项改革举措之前问一问：这项改革确定能够达到调动积极性、促进发展的预期目的吗？什么样的改革举措最能够增加确定性、减少不确定性？在改革初期，不管是农村家庭承包制，还是城市企业的放权让利和承包租赁，这个问题实际上存在现成答案，答案就是储存在农民、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头脑中的记忆，因为“文化大革命”之前曾经有过这些政策，实践经历告诉他们，这些政策的确会提高产出、促进发展。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过一些民营化指向的所有权改革，但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业领域而不是制造业领域，除了商业服务业存在大量的微型企业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商业服务业领域在20世纪50年代曾存在过大量私有制。这恰恰说明，此时中国改革方案的选择是由记忆而不是理论、是由经验知识而不是书本知识所指引的。但是，走过这个阶段以后，人们无法从历史记忆中找到确定的改革举措，而需要从国际经验和理论探讨等方面得到启示，这时，除了意识形态因素以外，不确定性和风险成为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中国在1988年曾经尝试过激进的市场化改革，当时选择的突破口是价格改革，但结果却导致了出乎预料的严重通货膨胀和居民抢购，逼迫这次激进改革被放弃。毫无疑问，对这次激进改革的不愉快记忆增加了政治系统和普通民众对于一种新制度的戒心。现实生活中私有制企业时常出现的违法经营、寻租敛财、败德牟利的现象加重了人们对于私有化的疑虑。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就是国有企业职工对于私有化持有严重抵制态度，这种抵制态度主要来自于对“铁饭碗”和“主人翁地位”的坚持。对于推行改革的人们而言，风险不仅仅来自于改革效果本身的不确定性，更来自于政治体系、社会环境和改革实施过程的污点。不过，中国也有一种巧妙的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方法，那就是允许少数甘冒风险的人或者国有部门已经成为严重包袱的地方进行局部试验。幸运的是，中国国有企业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使局部试验成为可能。国有部门财务困局的日益严重，来自于国有小型企业内部人的所有权改革基础推动力的日益强劲，会弱化意识形态和顽固的实用主义思维以及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担忧。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促成了中国范式的形成。
如此形成的中国范式，自然带有内生性。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政治体系的巨变，直接导致了中国改革进程的启动。但是，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经济转轨远远算不上是政治人物强加于这个社会的。改革的启动，不管是农村家庭承包制，还是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基本上是基层自发的。基层所选择的制度安排，竟然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旧制度而并不是什么崭新的东西。实用主义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避免将某种新制度通过政治系统强加于全社会。后来逐渐形成的战略主义思维，其实是政治体系在国有部门财务困局的压力下对基层业已存在的改革举措的承认并加以归纳和演绎而已。完全可以说，中国范式内生于中国长达三十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而不是某种外来的东西或者是由政治系统强加的东西。
中国对于改革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厌恶尽管拖延了改革进程，并产生了很大的改革成本，但却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产出，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中国范式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不足，但这种范式将改革给国有企业内部人带来的不确定感降到了最低，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产出下降。激进的私有化肯定会给内部人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感，使他们失去对未来的明确预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K. J. Arrow分析了不确定性下的个人选择，他认为，不确定性下的个人选择将比确定情况下的个人选择困难得多。不确定性下的个人选择从模型上来说可能比较复杂，涉及到非合作博弈等问题，但卸责和偷懒可能是最合理的选择。中国范式在改革前期引入了放权让利、承包制这些确定性很强的举措，内部人可以清晰地计算出产出增加后自己将得到多少收益，因此，他们会选择努力工作以提高企业产出。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渐进所有权改革过程中，改制企业也普遍出现了产出增长、业绩上升的现象。一方面，因为许多改制主要面向内部人，而且内部人获得的股份基本上不能出售，使得内部人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即使是面向外部投资者的改制，在许多情况下内部人特别是管理层事实上可以与外部投资者达成私下协议，以获得更多的确定感。另一方面，中国的改制注重通过“承诺”来减少风险、缓解内部人的不确定感。即使是未实行私有化而被保留下来的国有部门，其整体产出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仍然维持了增长，不但因为放权让利的激励机制仍然存在，而且这些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们才能的提高与中国市场经济成长几乎是合拍的。更何况，那些表面上仍然维持国家所有制的企业，也通过分拆式改制、合资和上市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迂回所有权改革，这对于减少政府干预、促进企业运营的商业化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国家对国有部门投入巨额资金进行了长时期的重组，也有利于国有部门重新获得市场存活能力。当然，这种产出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的。渐进的所有权改革导致了巨大的改革成本，国有企业几千万内部人所产生的这些成本最终将由十几亿人民大众间接承担。主要面向内部人的所有权改革，尽管在路径依赖的大环境中可能是合适的，但的确容易损害公平性，时常出现的国有企业内部人的腐败行为更加重了不公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中国依靠“剪刀差”和银行输血等方式积累起来的、由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村居民贡献的所谓“国有资产”，却沦为供养国有企业内部人的“企业养人资产”。中国范式也拖延了提高经济效率的进程。
与所有其他转轨国家相比，中国一直在挑战中对国有企业推行一轮又一轮的改革。但是，中国范式本身将面临严峻挑战。
挑战一：国有企业能否真正实现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并跳出繁荣衰败交替的周期律？
在过去三十年里，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改革，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单位逐渐接受市场经济洗礼。在过去三十年中，国有企业呈现出繁荣与衰败相交替的周期。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并不是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和所有权安排出现轮回，而是市场经济的波峰将国有企业带向黄金时代，又是市场经济的波谷将它们带向黑铁时代。仍然维持国有制但经过激进控制权改革的企业，与市场经济波峰结合比较容易，而与市场经济的波谷结合却难上加难。私有制企业虽然一样不能逃避市场经济波谷的冲击，但它们与政府之间的清晰边界和硬预算约束注定它们基本能够“自行了断”，而国有企业则不然。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期是我国市场经济的一个波峰时期，轻纺工业化带来的高度繁荣将国有企业带到一个黄金时代，后来的波谷又将国有企业一步一步带到黑铁时代。2003年之后我国进入重化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波峰时期，国有企业进入第二个黄金时代。但是，正如由轻纺工业化带来的第一轮波峰已经过去一样，这一轮由重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带来的波峰也必将过去，国有企业是否将陷入新的黑铁时代并需要国家重新投入巨额重组成本进行救赎？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挑战二：实用主义改革能否真正转向战略主义改革？
2003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再次繁荣使战略主义思维受到很大干扰。如果继续固守机会主义思维，则需要静候所有权改革压力的出现，但改革成本将会更加高昂。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转向战略主义思维，未来所有权改革将面临推动力丧失的问题。在实用主义思维主导的改革氛围中，小型企业内部人具有较强的基础推动力进行以内部人持股为主的所有权改革，这种基础推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会抵消内部人对于所有权改革而导致的身份市场化和裁员的抵制。但是，大型国有企业所有权很难以内部人持股为主，改革的基础推动力要小得多，既缺乏来自基层政府的基础推动力，更缺乏来自内部人的基础推动力。而且，大型企业的职工人数更多，职工天然地反对身份市场化和裁员，如果没有持股的诱惑力来抵消，大型企业职工将反对所有权改革。对管理层收购和内部人持股的声讨及规范也会弱化这些基础推动力。因此，需要国家转向战略主义思维，排除干扰和抵制，着力推动所有权改革，同时以建立健全的社会安全网等方式来减轻职工对所有权改革的抵制。
挑战三：混合所有制是中间状态还是终极状态？
更深程度的部分民营化是否可以推行？目前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已经改造为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即使采用战略主义思维，更多大型企业也只会改造为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而不是实行完全的民营化。那么，混合所有制在中国到底将是一个中间状态还是一个终极状态？一方面，中国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多数大型国有企业只能选择混合所有制而不是完全民营化，另一方面，混合所有制目前似乎运行良好。我们认为，对于混合所有制还需要认真观察和细致研究。至少，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是一个全新课题。特别是在国家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高管人员仍然属于干部，他们的选拔制度和薪酬制度实现市场化存在很大困难，难以成为真正的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他们的行为必须要迎合政治要求，这对于企业的商业化运营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即使长期维持混合所有，国家是否应该有计划地逐步降低国有股比例，也是一个挑战性的问题。
挑战四，如何处理渐进所有权改革中的某些群体利益受损问题，以提高社会公平程度？
在转轨国家的改革初期，改革获得众多的支持，而随着改革的推进，支持开始减少，一些原先支持改革的群体，譬如国有企业的职工，开始反对改革，因为他们担心失去工作，同时也担心财产私有化过程中的不公平。一些经济学家直截了当地警告，转轨过程中的某些改革如果不重视社会公平性，将使少部分人得到不当暴利而某些群体受到严重损害，改革进程本身也将受到威胁。中国在激进控制权改革之后推行渐进所有权改革，某些群体利益受损问题可能更加复杂也更加严重。激进控制权改革导致的内部人控制自然会对所有权改革的方式乃至具体方案产生巨大影响，总体而言，内部人容易获得额外利益，但内部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可能很不公平。内部人获得额外利益意味着社会大众的利益损失，特别是那些得不到其他方式补偿的人们，如农村居民，其利益损失更大。未来如何在改革进程和社会公平性之间找到平衡，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我们认为，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波峰结合易而与市场经济波谷结合难。随着时间推移，重化工业化鼎盛阶段必将过去，新的波谷一定会出现。我们应该勇敢地转向战略主义思维，以健全社会安全网等方式减轻职工对于所有权改革的抵制，着力推行大型国有企业改制，特别是对中央特大型国有企业实行包括法人整体上市在内的法人整体改制，以实现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的低限目标。我们可以长期维持这些特大型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形态，但国家应该逐步释放更多的国有股，不断降低国有股比例，同时摈弃这些企业高管人员的干部制度，形成符合国际惯例、商业化导向的公司治理，以促进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商业化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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