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城诱惑
在纽约和伦敦饱受金融危机打击之际，上海滩急欲高调上位。一份可行性报告
进入现代文明以来，经济超级大国地位的奠定，无不以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诞生为标志。它们是：18世纪中期的伦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纽约和1980年代的东京。若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承担定海神针角色的中国，将在21世纪超越美国已成世界共识，那么，下一个会是上海吗？
全球经济衰退底部难判的2009年，从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到普通信贷员，都在不断重复一个话题：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时间是2020年。5月15日举行的第二届陆家嘴论坛上，与会人士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探讨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能，以及事无巨细的改革措施。
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把上海定位于
国际金融中心。事实上，上海的金融梦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一样长，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务院就通过了上海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金融中心的长期目标。此后，上海还曾设定了完成这一目标的几个前提：国内商业银行管理总部半数进驻上海；非银行金融机构总部基本集中于上海，大多数跨国金融机构和投资机构中国区总部设在上海。但现在，原计划打造成亚洲的“华尔街”，外滩已随着奢侈品牌的进驻，成为全球精品时装、餐饮、艺术扎堆的“第五大道”。上述宏大的设想也大多并未实现。
在很大程度上，此次如此明确和高规格的表达上海
金融梦，有赖于冲破多年来京沪的“非此即彼”矛盾。中国最大的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都位于上海；但是，几乎所有的金融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都出自北京。京沪之间的微妙关系在于，上海想成为纽约，但北京未必甘心只充当华盛顿的角色。
“我们应该争取国有主要银行实现双总部制，将行政总部放在北京，业务集中在上海。”前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仑在陆家嘴上的建议实际上隐喻决策者对二者的一个定位。上海最终获高层支持是市场的选择。16年来长三角辽阔腹地上，充满活力的制造业让上海天然更市场化，而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百年开阜历史，也使其具有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基因。
当然，具体而言，与香港纯粹、统一的金管局管理体系相比，上海的劣势在于监管的复杂性和割裂，“一行三会”的第二总部在上海的建立是否顺利，权力下放的力度都是未来制约上海金融中心建设进程的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中国一旦决定全力支持上海，巨额的经常项目盈余势必使世界金融重心向东方倾斜。伦敦和纽约面临的真正竞争将来自中国，而不是深陷经济衰退和流感疫情侵袭的东京。
短板
上海正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务实。5月11日上海市政府发布了《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
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意见>的实施意见》（下简称《实施意见》）。与陆家嘴论坛同日召开的上海市双中心建设工作会议已据此将每项工作的牵头单位和责任人一一明确，并有具体的时间节点。
上海金融办主任方星海向《环球企业家》透露,在上海今年的工作表中,总共统计出80余项具体措施，涵盖从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服务体系、金融业对内外开放以及服务环境建设等方面具体内容。在具体《实施意见》计划当中，包括境外企业到上海发债券和人民币股票、项目收益债试点、金融衍生产品、金属和能源期货；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板建设和境外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但上海需要补足的短板不仅仅是具体产品的创新。以保险业为例，上海40多家保险公司法人机构当中，没有一家进入世界500强。而纽约、伦敦、东京进入世界500强的保险公司分别有5家、4家和6家；以市值计，中国银行业已经在世界前5位中占据3位之席，但据科罗思集团首次发布的《上海银行业市场需求及服务竞争力研究》报告显示，中国银行的客户服务水平仅与10年前的美国银行业相当。
与香港活跃的创业气氛相比，上海人以“好员工”而著称。美国西北大学学者钱怡跟踪国内大型数据库研究发现，就衡量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发展的几乎所有指标而言，上海本地民营企业不仅落后于浙江和广东等企业家数量最多的省份，而且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实际上是上海主动进行“产业升级”的结果。与2003年以来“上海房子卖给世界”的论调同步，上海主要甲级写字楼租金曾高达每天每平方米10元人民币，工业用地价格也高出周边省份一倍时，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已经无力承担。而接单者则是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
“商务成本太高，上海已经不欢迎我们了。”一位在去年搬离上海的汽车配件公司负责人说。去年6月以来有6000家与其类似的企业撤离上海滩。
上海正试图改善商务和生活的高成本。5月6日，国务院批准上海将南汇区并入浦东区，由此迪士尼乐园项目的落脚地，大小洋山港都落入浦东的范围内，面积一举扩大一倍。这让平均每12天就崛起一幢约30层高的大楼的
金融城有了足够的发展腹地。上海政府还在新浦东建造有配套服务的低成本公寓，以试图吸引金融专业人士。
“纽约华尔街的金融从业人数大概在40万左右，而上海到去年年末大概只有十几万人。更重要的是专业素质和服务的质量、敬业的态度这些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不得不清醒地来对待我们所要做的功课。”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陆家嘴论坛强调。去年年底，上海政府带队的纽约、伦敦金融城的全球招聘之旅已经开始了相关招揽人才工作。但必须承认的是，上海还没有建立系统的金融人才激励体系和更适合他们生活的土壤。
“上海现在无庸置疑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成为中国的
金融中心一定没问题，但要成为具有国际化地位的金融中心，还需要一些时间。”摩根大通(中国)副董事长张元浩告诉《环球企业家》。在他看来，高度发达的金融服务业需要有一套更为透明、可预测以及公平的法律体系，这将是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一大障碍。而最根本的硬伤在于，一个仍不可自由兑换的人民币。人民币资本项下的不开放是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次次贷危机中幸免于难的主要原因，可以预见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进程和人民币资本账户的开放无法一蹴而就。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向《环球企业家》预测，这一难题的解决需要15至20年的时间。
到2020年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最后期限现在看来也许还很遥远，但考虑到伦敦和纽约从雏形到真正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都经历了200年左右的时间。这是一个巨大的、极富勇气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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