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多项改革大幕将启。
人民币国际化以其战略高度持续地牵动人们的神经，高收益债的筹备让市场期待多年，而股票发行制度变革更是打开中国资本市场的新气象。
3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摩根大通亚洲投资银行副主席暨中国投资银行CEO、清华校友方方，就人民币国际化、债市新思路和股票发行制度话题进行了探讨。
以产品设计撬动离岸人民币市场
《21世纪》：香港金管局数据显示，去年12月底，香港人民币存款为5885亿元，而此前业界普遍预期年底会达到1万亿元。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当如何扩大在港人民币规模？
方方：在港人民币存款下降有多方面因素。一是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量的减少；二是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改变；三是海外人民币投资产品不够丰富，造成人民币留不住。
我建议，2012年人民币国际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投资产品多元化，在人民币“点心”债券之外，还可以考虑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产品、项目融资等。这些产品对增加海外人民币的资金池会有帮助。
《21世纪》：发展离岸市场需要有一些有利条件，例如贸易的增加以及升值的预期，如果这两个有利条件都消失，如何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
方方：关键是要创造海外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货币也是一种商品，现在应该说海外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依然不够大。人民币在流动性、接受度上都还比不上其它主要国际货币。
曾经在一些国际贸易活动中自然产生了海外人民币市场，比如越南、缅甸等国家与我国接壤的边境地区的人们愿意用人民币做贸易结算，但这样的市场比较小，还要挖掘大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比如，澳洲的一个矿山需要贷款，他可以借美元、澳元，将来也可能借人民币。如果开发后70％的矿石要卖给中国，同时矿山的很多设备也从中国采购，那么为了避免汇率风险，这些公司就会愿意借人民币，这就加强了海外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增加了人民币的投资产品。
《21世纪》：你提到，推出多种人民币产品是为了增加资金池的量。但一个悖论是，没有足够大的资金池，如何推出产品？
方方：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我觉得需要双向推动。要扩大资金池，甚至可以由香港特区政府和内地先进行大规模的货币互换，然后再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投资者要买股票，就会向香港特区政府换取人民币，这样也带动了流动性。当资金池变深，流动性增加时，会有更多人愿意购买人民币产品，而且可能不再换回港币，而是直接利用人民币进行别的投资活动。所以这一定是一个资金池和投资产品并行推动的过程。
债市新思路
《21世纪》：“加快债券市场的制度建设和完善”是201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15个议题之一，你认为应当如何建设和完善中国的债券市场？
方方：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的关键在于三个主体：投资者、风险评估及承销机构和发行主体。目前债券投资者被割裂成几部分，降低了市场的有效性。要发展债券市场，首先一定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和专业的固定收益类投资者，让银行、保险等机构投资者进入同一个市场，但是每一家能买什么类型的债券要经相应监管机构批准。
第二，中国要建立起风险评估和定价机制。这里涉及到独立评级公司的建立，涉及到投资者和评级公司之间的互信，也涉及到证券承销机构的尽职调查能力和风险定价能力等等。对风险的认识和定价是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第三，发行人资格的放开。发行主体受到严格限制，这就人为地增加了一道屏蔽。只有发行主体多元化，市场才会更加丰富多彩，交易才会更活跃。
当然在这三个主体之外还有两个关键力量，一是监管者，对整个生态系统进行设计和监控，二是各类证券公司和中介机构，起到沟通和润滑的作用。
《21世纪》：刚才你提到监管者。如果进入统一的市场，监管标准是否需要统一？
方方：这是一个大的话题，关键要看发行体制是审批制还是披露制。如果是披露制，不需要监管者太多把关，只要发行者和投资者达成协议就行。但这需要投资者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判断力，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审批制暗含的前提是，第一，投资者不够成熟，不够有判断力，需要监管者帮着把关；二是如果没有监管，发行人就不会充分展示风险。
但我也不是说100％的披露制就好。一定是在审批制和披露制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21世纪》：你觉得现在推广高收益债是不是好的时机？怎么去解决流动性的问题？
方方：时机是很好的，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债券市场的重要性，都在研究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能力，高收益债的推出对于高成长性企业是好事情。要解决的问题有两方面，一是投资者、评级机构、中介机构对于风险的认识，二是发行主体，民营企业如何进入这一市场，涉及到审批。另外，我们的交易机制也要让投资者有投资多种产品的可能性。增加投资产品亦有益于增加流动性。
争议新股发行制度
《21世纪》：此前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提出，股票发行“是不是可以不审”。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发行制度转变，需要哪些条件？
方方：我理解郭主席也没有说不审，他提出的是从一个比较理性的审批制度过渡到一个披露与审批相结合制度的可能性。我认为比较合适的是，在披露制和审批制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也不一定说披露制就一定有更多公司上市，也有可能披露以后有些公司就选择不上了。最后主要由市场来决定，市场的标准甚至可能高过证监会的标准。香港和美国也有很多公司发行不了，就是披露以后投资者不买。
《21世纪》：近期证监会首次公布了IPO审批工作流程以及申报企业的再审工作，你怎么看内地增强透明度的措施，国际通行做法是什么？
方方：对证监会来说，更加透明对于他本身的工作效率和中国资本市场都是利好的事。比如在香港，只要你提交了A1表格，市场就能看到。
在美国，只要你一交表它就会被挂到网上，这样包括你竞争对手在内的任何人都能看到。这就是一个公示的过程。投资者有充分的时间来思考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准确性。这有利于提高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也有利于提高证监会的工作效率。
越透明对于投资者的价值判断越有帮助。但披露也有一定成本，比如多长时间披露一次，三个月还是半年还是一个星期，这就涉及到工作量和成本，同时也要保证股东价值最大化，所以这还是一个平衡的问题。（转自21世纪经济报道多媒体数字报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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